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化国家，通过深度参与全球贸易和对周边国家的制造业投资，已形成以中国工业产业链为核心的全球货物贸易网络。作为连续保持16年的全球第一大出口国，我国出口结构已全面升级，从劳动密集型消费产品转型为覆盖全门类的工业制成品。在资源需求方面，我国是世界最大工业原料进口国，且在关键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石油进口连续16年居全球首位，铁、铜、铝等主要工业矿石的进口量为全球第一，且占全球进口总量的70%以上；作为产量占世界50%以上的第一煤炭生产大国，进口量仍居世界第二。在能源消费方面，我国工业用电量占全球总量逾50%，而传统工业强国美、日、德的工业用电量占比分别为8.3%、2.9%和2.3%。这种高消耗—高产出模式使得我国以占全球35%的工业产值，贡献了远超50%的工业产品，成为全球产业链不可或缺的枢纽。
美国作为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曾凭借工业优势奠定全球霸权，进而通过政治、军事、科技、文化影响力构建国际秩序，利用美元霸权实现全球财富收割。这种消费驱动增长模式客观上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尤其是其主导建立的世界贸易组织，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契机。然而，随着美国工业产值占比降至13%且产能持续萎缩，其维系全球霸权的根基正在动摇：长期贸易逆差削弱美元信用基础，金融收割模式难以为继，消费型经济面临结构性失衡。面对中国主导的全球产业链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生产方式下的生产优势，美国再工业化面临双重挑战——既要突破现有国际贸易体系约束，又要重构适应智能制造的生产模式。这正是特朗普时期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马斯克大力推动工业智能化改革的深层动因。
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本质上是应对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举措，其核心诉求包含三重维度：通过调节贸易逆差重塑美元信用根基，以工业复苏强化军事科技霸权，最终巩固全球主导地位。该政策实施过程必然伴随逆全球化的阶段性特征——借助贸易保护主义实现与既有国际经济秩序的切割，同时依托智能革命重塑生产模式，破解其国内不适应第三次工业革命生产方式的结构性矛盾，推动美国再工业化进程。
2024年，美国的外贸赤字达到9184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与中国的贸易逆差虽有所下降但仍居首位。而2024年中国的外贸顺差达到近1万亿美元，同样创历史新高。中国不仅形成对美贸易的顺差，更利用自身工业生产完整性和规模化效应实现对全球工业产业的深度链接江苏配资网，因而美国对外贸易赤字的背后，实际上折射出中国工业发展的强劲势头。
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导致其综合国力相对衰退，其持续扩张的消费需求则在客观上为中国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提供了释放渠道，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以生产驱动增长的经济模式。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生产方式下，这种要素配置逻辑确实能延续发展动能。然而，智能革命正在重构生产方式：人力要素从核心生产要素降维为辅助性变量，资本通过技术迭代实现劳动力替代，生产力提升与就业吸纳呈现负相关关系。在此背景下，生产主导型模式遭遇双重困境：劳动者价值减弱致使人口需求降低，人口萎缩和就业需求减少，导致社会需求萎缩倒逼经济更加依赖外贸扩张。
现行国际分工体系成就了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但在智能革命浪潮中，其强化生产主导倾向的本质，将使我国陷入人口生育需求下降、内需增长乏力、消费驱动经济增长循环断裂的困境。这种发展模式的矛盾已在我国社会领域显现。近五年，尽管工业产能和GDP数据持续提升，但结婚率与人口出生率连续走低，就业质量呈现结构性下降，社会预期随活力衰减而转弱。
这种人口演变轨迹，符合以生产为主导的智能革命生产力发展态势，即生产力的增长与人口的增长形成矛盾。叠加智能革命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社会就业能力和劳动者获得财富的能力持续降低，也将进一步削弱社会需求基础，可能使经济发展陷入生产扩张—消费萎缩—外贸依赖的循环，消解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不仅旨在通过与当前世界贸易体系切割实现美国再工业化，更意图阻断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其深层目标在于，瓦解中国依托第三次工业革命生产方式所构建的工业生产完整性、规模化效应，以及与全球工业产业链的深度链接优势，从而消除中国在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之前世界贸易体系下形成的生产主导型发展动能。因此，特朗普关税政策的真实意图，绝非单纯实现其宣扬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而是深刻反映了其打压中国崛起、防止自身相对衰落的战略焦虑。我国积极应对特朗普关税政策，坚决采取反制措施，完全符合维护国家发展利益与坚守价值定位的正当诉求。
基于前文分析，以生产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中，依托现有世界贸易体系，助力我国迅速崛起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化国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然而，2020年后，随着智能革命的纵深发展，中美两国已成为全球智能革命进程的引领者，以智能革命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深刻重塑全球生产力发展格局。智能革命的本质，在于智能机器与人工智能系统将逐步实现对人类作为劳动者的替代，生产力进步愈发依赖劳动者岗位的减少，人类将逐渐从生产者角色转变为消费者角色，通过消费需求推动生产力发展与社会经济进步。
在这一历史变革背景下，我国以生产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尽管在外部需求支撑下仍能维持生产力扩张，却难以弥补智能革命引发的社会内需不足，导致国家发展活力衰减与内需驱动循环断裂的严峻挑战。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之前，世界贸易体系虽维系了我国生产力发展，但经济增长、社会活力、人口出生率及内需增长均面临很大压力。特朗普关税政策对世界贸易体系的冲击，虽破坏了我国依赖传统外贸体系维持生产主导模式的外部环境，却也为我们提供了破除路径依赖、抛弃陈旧发展范式的契机。我们亟须重新思考与定位智能革命时代的发展正道，即构建以消费需求为驱动的发展模式。在智能革命时代，人的社会价值将发生从劳动创造财富向消费需求引导生产的根本性转变，科学高品质的消费需求将跃升为社会生产发展的首要驱动力。唯有如此，方能调和智能革命生产力发展与人类繁衍需求之间的矛盾，确保智能革命时代人类种族的延续、经济的繁荣、文明的演进。
因此，我们应视特朗普关税政策为适应智能革命时代需求、构建科学高品质消费需求导向发展模式的“催化剂”，通过发展模式转型抢占时代先机，使中华民族在智能革命驱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竞争中，从追随者跃升为引领者，最终实现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
（作者系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海油（600938）集团有限公司资深工程师）江苏配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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